“龙”的英文应该翻译成 lo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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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摘选

“龙”的英译“dragon”毋须更改

原标题:“龙”与“Dragon”之辩: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
秦晨(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2月

  摘要:回顾了“改龙”之说引发的辩论,分析了中国的“龙”和西方的“dragon”概念。对于是否“改龙”这一学术命题的结论是:这两个概念虽非对等,但并不妨碍大多数西方人对于中国龙的认知,“龙”的英译“dragon”毋须更改;修正乃至废弃龙的形象则更属削足适履之举,指出跨文化交流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必要的跨文化知识积累和开放、宽容、理性的态度。

  关键词:中国龙;西方龙;跨文化交流

  据多家媒体报道,有学者指出:中国形象标志将来可能不再是“龙”,因为“龙”的英文“Dragon”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这一形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会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由此片面而武断地产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容易招致误读误解或别有用心的歪曲。这则报道立刻激起了巨大反响。报道、民调纷纷出炉。与其说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讨论,还不如说是一场一边倒的质疑和讨伐。所有的调查结果惊人一致:反对“弃龙说”的人数均超过 90%。随后,又有其他学者在其博客上撰文,认为龙不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是封建专制的符号:“既然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崇拜它?”这篇博文立刻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反对,传统媒体亦纷纷报道。

  那么,中国人心目中的“龙”究竟是什么?西方的“dragon”又是什么?在抛出观点之前,概念的厘清是不可或缺的步骤。

一、中国之“龙”

  一项学术研究激起如此巨大的反响以至于成为公共话题,自然是由于“龙”这一概念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任何对它重新解读的意图都可能牵扯国人的神经。然而,要真正了解龙、理解龙,简单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会遮蔽我们寻求真相的眼睛;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二元思维方式也只能提供片面的视角。从蒙昧的初民时代到今日中国,龙的形象和内涵是多维度建构的结果。

  1. 神格之龙
  2. 皇权之龙
  3. 人格之龙
  4. 天象之龙

  当然,由于龙“诞生”于几无历史记录留存的远古时代,后人对龙的阐释不得不借助于神话传说及歧义从生的考古发现,龙的文化渊源至今尚未有定论,关于龙的言说亦是纵横交错、纷繁嘈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文化中,龙的形象基本上是积极的、正面的。虽然它曾被“封建专制”利用,然而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反专制的重点不在于反它的一个文化符号,而在于以古为镜,推进当下的制度建设,否则,即使主观上可以洗脱避重就轻之嫌,也不免于客观上陷入“荆轲刺孔子”的怪诞。

二、西方之“dragon”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中“dragon”的形象远非那么光彩,而是充满阴暗、凶险的意蕴。综合“牛津”、“朗文”、“韦氏”等权威词典的解释,“dragon”一词主要有两层涵义:1,神话或儿童故事中的一种虚构动物,形似鳄鱼或蛇,有翼、爪和鳞,口能喷火;2,凶恶的人,尤其是监管少女的严厉的女监护人。这样的“dragon”形象从何而来?我们可以从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圣经文化中找到答案。

  “dragon”一词源于希腊语中的“drakon”,意为“看守”。传说中的 dragon 是看守财宝的怪物,形似鳄鱼,有翼,口吐烈焰,生性凶残,令人生畏。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底比斯国王杀死看守泉水的恶龙之后,将其牙齿拔下播种到地里;那牙齿很快长出了一些武士,武士们互相残杀,最后只剩下五人。英语中的“to sow dragon's teeth”(埋下争端的种子)即出自此典。

  《圣经》中的“dragon”也是邪恶的象征。从《创世记》开始,上帝就注定了人类和爬虫类要做永远的敌人,其起因是蛇在伊甸园中扮演了一个诱惑者的角色。从此,这位撒旦的使者就必须永远用腹部行走,和人,尤其是女人,成为互相仇视的对象。《诗篇》、《以赛亚书》和《约伯记》都提到一条名为“利维坦”的恶龙,它是一只邪恶的海上怪兽。《启示录》(12,3-9)中对龙之残暴的描述在西方也是广为人知的。弗雷泽在其文化人类学名著《金枝》中讲述了包括埃及、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广阔的西方世界中流传的种种关于“dragon”的神话传说[4]。

  总之,“dragon”也罢,与它形似的种种“dragon”原型也罢,它们在西方文明的舞台上,是作为阴暗、邪恶、危险而富有攻击性的怪物登场的。后世的西方文学艺术作品和大众话语中,“dragon”似乎一直就是令人畏惧和憎恶的凶兽,哪里有半点中国龙的祥瑞气质?

三、对“改龙说”的几点质疑

  无疑,将汉语中的“龙”译为英语中的“dragon”,只是看到了二者局部的形似而忽略了它们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个误译,至少不是等值翻译。然而,由于文化差异和译者的眼界欠缺,此类语言现象比比皆是。许多非等值翻译因其被使用的长期性和广泛性也已约定俗成了。为何独独要对“龙”大动干戈呢?对此,“改龙”者的理由是,现在的中国龙形象会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由此片面而武断地产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容易招致误读误解或别有用心的歪曲。此言一出,立刻招致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绝大多数的反对者只是简单、甚至粗暴地表达了民族义愤;“去个性化”的网络环境更助长了一些网友的不理智情绪。然而,激烈的情绪代替不了理智的学术争鸣。即使要反对,也应从学术的角度,运用事实,诉诸理性,方能越辩越明。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质疑“改龙”之说:

  首先,西方人使用“dragon”一词指称中国龙,是否必然说明他们认为本族文化中的 dragon 与中国的龙是同一概念?普通词典上的释义因其简明扼要,往往脱离具体语境,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一旦出现较为清晰的语境,即所指是中国的“dragon”时,西方辞书的解释还是会依据中国概念的。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的“dragon”词条在概述西方之 dragon 之后,以相当篇幅介绍了远东,尤其是中国的龙的形象,指出它是一种“仁慈的动物”[5]。《美国百科全书》亦在回顾《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恶龙”后,转而提出:“中国龙的形象与它们有天壤之别……在中国的传统和艺术中,龙是力量、富饶和幸福的古老象征。”[6] 有趣的是,两部“百科”不约而同地选用了中国宋代画家的“九龙图”作为“dragon”条目的附图,而不是西方美术史上为数众多的屠龙之作。

  对于龙这一虚构神物,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等方面的专门工具书提供了更为详尽的阐释。如美国出版的一部权威宗教学百科全书将龙的形象分门别类进行梳理:“创世说和末世论中的龙”、“作为绑架者和毁灭者的龙”、“作为监管者的龙”、“作为敌人和魔鬼的龙”、“赋予富饶和生命的龙”以及“作为祖先的龙”。后两节的主要依据正是中国之龙[7]。

  其实,大多数西方民众对于中国龙还是有所了解,至少是略知一二的,不至于将它等同于本族文化中的恶兽。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西方人喜欢中国的舞龙表演,商业嗅觉灵敏的电影公司也不会认可李安导演的名片“卧虎藏龙”的英文名“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可见西方人对龙的误读并非有些专家设想的那么普遍。另一方面,如果真如一些专家所言,西方有人利用龙的文化差异而故意歪曲中国,散布“中国威胁论”,那应该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指望通过“改龙”来击败“别有用心者”,这种想法实在是过于天真了。

  再者,现代社会又有哪个稍具常识的人会将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文化符号作为了解一个民族现状的依据呢?美国之秃鹰,俄罗斯之北极熊……各国的象征性动物中不乏“负面形象”,倒也不妨碍它们继续作为国家象征。如果有人作出这样的推理:“龙是不好的。中国的象征是龙,中国人自称龙的子孙。所以,中国不好,中国人也不好。”这样的人或者是一直生活于闭塞环境以至于毫无跨文化知识或意识;或者是尚未有足够经验积累的儿童。然而,随着他们的眼界开阔和见识增长,当他们真正进入跨文化语境时,在纠正往日偏见的同时,这个小型的“文化诧异”正是关于跨文化交流的生动一课。我们的学者可以、而且应该做的是促进他们的这个认识过程,告诉他们:我们的“dragon”和你们的不一样,而不是削足适履地“改龙”乃至“废龙”。

  另外,有人提出以“龙”的汉语拼音“long”来代替英语中的“dragon”。比起龙的形象改造工程,这似乎是一个比较经济方便的做法。然而这是一个漠视语言发展规律的想当然的设想。语言从来就不适合自上而下的生硬推广,而是在使用过程中的自然发展。历史上已有过太多动机良好的语言工程(如世界语)以失败告终的例子。即使这一计划获得官方首肯,可以预见“long”一词只会出现在官方宣传或少数学者的文章中。它的目标人群——西方英语国家的人们——仍将继续使用“dragon”这个称谓。

  Samovar 和 Porter 在论及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时指出:“人们总想在词语本身寻找意义,然而词语并不拥有意义。这个说法要准确得多:人拥有意义,而词语导出意义”[8]。“龙事件”呈现了这样的事实:英语词“dragon”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导出”了更多的意义。如果我们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无处不在的强大影响而忧心忡忡,那么,以中国的“龙”丰富西方的“dragon”,正是对这种令人忧心的“文化入超”的反动,何乐而不为呢?

  总结这次论争,或许可以套用殷海光先生对长久以来中学西学之争的评价:“主张太多而分析太少,情感太强而理知太弱,前提还没弄清楚就抢先下结论,事理还未抓梳明白就作价值判断”[9]。被网络放大的民族主义情绪代替了脚踏实地的研究。似乎“中国人”,或者说,“反对西方的中国人”这样的立场就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化身。“龙”与“dragon”之辩既然是一个跨文化的学术命题,论战双方首先应该具备必要的跨文化知识,以开明宽容的态度和相对自由的立场,运用理性的分析判断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改良也好,维持也罢,这些良好的动机并不必然导致相关理论的正确性和实践的可行性。至于通过质疑对方的动机来打压异己乃至进行人身攻击,则更加有违学术争鸣的原则了。

参考文献:

4,GASTER T H. The new golden bough [M]. New York: S.G.Philips, Inc.,1959:134.

5,WARREN E.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fifteenth edition
[K].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1989.

6,ALAN H.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K]. Danbury: Grolier Inc., 1983.

7,ELIADE M.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K].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8,SAMOVAR L A, PORTER R 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fifth edition [M].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9,殷海光. 中国文化的展望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作者简介:秦晨(1971- ),女,江苏仪征人,讲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应用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研究。

【编后记】

  秦老师指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文化中,龙的形象基本上是积极的、正面的。”“总之,‘dragon’也罢,与它形似的种种‘dragon’原型也罢,它们在西方文明的舞台上,是作为阴暗、邪恶、危险而富有攻击性的怪物登场的。”既然两者的寓意截然相反,为什么却又坚持给它们使用相同的名称呢?

  秦老师说:“无疑,将汉语中的‘龙’译为英语中的‘dragon’,只是看到了二者局部的形似而忽略了它们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个误译,至少不是等值翻译。”既然是一个“误译”,为什么不纠正这一失误或错误呢?既然不是一个等值翻译,为什么不纠正一下呢?给它们俩各自找一个等值翻译呢?翻译不就是要“信达雅”吗?不等值翻译至少连“信”都做不到吧?

  秦老师在证明不必区分两者时,要求很低:“普通词典上的释义因其简明扼要,往往脱离具体语境,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一旦出现较为清晰的语境,即所指是中国的‘dragon’时,西方辞书的解释还是会依据中国概念的。”也就是说,虽然普通词典上只说 dragon 之邪恶,但是高级辞典还是会增加“中国龙”的解释。但是,普通辞典上只说 dragon 是邪恶的,不已经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吗?

  “大多数西方民众对于中国龙还是有所了解,至少是略知一二的,不至于将它等同于本族文化中的恶兽。”请注意这里的用词:“大多数”,“还是”,“略知一二”,“不至于”。但是,毕竟还有少数人不了解情况,毕竟还有很多人“不知八九”。龙和欧美文化中的恶兽同名,外国人真的会不把它等同于这个恶兽吗?如果一群外国人把自己称为“土匪的后代”,我们中国人会不把这个“土匪”视为中文里常说的土匪吗?即使他们之前解释说这个“土匪”不是占山为王、拦路抢劫的土匪,而是“贵族绅士”的意思,我们中国人略知一二后就会毫无心理障碍地对这些“土匪的后代”肃然起敬,和他们把酒言欢、真诚合作了?

  按照秦老师的逻辑,可口可乐何必花那么大力气纠正“蝌蝌啃蜡”这一翻译?老百姓只要看一眼原物就会知道它是饮料,总不至于根据名称就“将它等同于爬满蝌蚪的蜡烛”吧?

  秦老师说:“如果真如一些专家所言,西方有人利用龙的文化差异而故意歪曲中国,散布‘中国威胁论’,那应该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改译龙是跨文化传播和外语学界的本职工作,而且是举手之劳,一劳永逸的事情。现在,外语学者自己不做好本职工作,却要劳烦外交部去解决。一日不改译龙,反华势力就会永远利用这件事情捣蛋,一旦有人搞鬼,外交部就解释一次?抗议一次?这要到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头?外交部已经够忙了,外语学界还要给他们增派一项永远也不会结束的任务?

  秦老师说:“现代社会又有哪个稍具常识的人会将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文化符号作为了解一个民族现状的依据呢?”为什么稍具常识的人不会根据一个国家的文化符号来了解一个民族的现状?这是了解情况最简便的方法。就好像人们根据商标迅速大致了解一个商品一样。为什么秦老师会这么自信,认为外国人会绕过象征中国的文化符号来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即使外国人会这样做,为什么要用一个负面含义的文化符号先来阻挡一下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呢?如果外国人第一眼看见一个正面的文化符号,就立即对中国产生一个积极的认识,和他们详尽了解中国后的结论是一致的,不是更好吗?

  秦老师说:“美国之秃鹰,俄罗斯之北极熊……各国的象征性动物中不乏‘负面形象’,倒也不妨碍它们继续作为国家象征。”即使的确如此,外国人犯错误,难道我们中国人也应该犯错误吗?研究跨文化传播,难道是参考学习错误的案例?更何况,鹰和熊与杜拉根兽(dragon)截然不同,在欧美文化中根本没有秦老师所介绍的邪恶之意,根本谈不上所谓“负面形象”。

  秦老师说:“如果有人作出这样的推理:‘龙是不好的。中国的象征是龙,中国人自称龙的子孙。所以,中国不好,中国人也不好。’这样的人或者是一直生活于闭塞环境以至于毫无跨文化知识或意识;或者是尚未有足够经验积累的儿童。然而,随着他们的眼界开阔和见识增长,当他们真正进入跨文化语境时,在纠正往日偏见的同时,这个小型的‘文化诧异’正是关于跨文化交流的生动一课。”

  中国人有多少机会给全世界几十亿外国人去讲课?即使有机会,这要耗费多少成本?本来改译一下就可以解决的事情,现在却要中国人兴师动众去给外国人上课,让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秦老师说:“我们的学者可以、而且应该做的是促进他们的这个认识过程,告诉他们:我们的‘dragon’和你们的不一样,而不是削足适履地‘改龙’乃至‘废龙’。”抛弃龙当然不对,但是中国的学者有多少精力去一一告诉外国人“此龙非彼龙”?外国人会想:“既然你们的 dragon 和我们的 dragon 不同,那为什么要叫 dragon 呢?”

  秦老师对改译龙的建议却又非常苛刻,她批评说:“然而这是一个漠视语言发展规律的想当然的设想。语言从来就不适合自上而下的生硬推广,而是在使用过程中的自然发展。历史上已有过太多动机良好的语言工程(如世界语)以失败告终的例子。即使这一计划获得官方首肯,可以预见‘long’一词只会出现在官方宣传或少数学者的文章中。它的目标人群——西方英语国家的人们——仍将继续使用‘dragon’这个称谓。”

  已经有太多失败的例子,改译龙就必然会失败吗?秦老师根据什么这么确定:“‘long’一词只会出现在官方宣传或少数学者的文章中”?“它的目标人群——西方英语国家的人们——仍将继续使用‘dragon’这个称谓”?

  韩国人更改首都的汉语名,就是“自上而下的生硬推广”,不是成功了吗?为什么首尔能够成功,long 或 loong 就必然失败呢?

  人们发现译龙为 dragon 带来了麻烦,“是一个误译,至少不是等值翻译”,于是提出改译建议,这不正是语言“在使用过程中的自然发展”吗?漠视错误译法带来的问题,花费百倍千倍的力气永久性地去解释、去交涉、去抗议,反而是语言的“自然发展”?反而是“语言发展规律”?

  秦老师说:“由于文化差异和译者的眼界欠缺,此类语言现象比比皆是。许多非等值翻译因其被使用的长期性和广泛性也已约定俗成了。为何独独要对‘龙’大动干戈呢?”首先,过去有错误,不等于现在不需要改正。“约定俗成”不是坚持错误的理由。其次,国际社会用龙象征中国,中国官方也于近年正式宣布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因此,即使其它错误暂时可以容忍,但是龙的错译必须尽早改正。

  秦老师很高兴“英语词‘dragon’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导出’了更多的意义。”中国文化在英语里为什么要依赖现有词汇导出自己的意义?为什么不直接在英语里创造一个自己的专用名词呢?可口可乐为什么不从“茶”这个汉字导出自己的意义呢?为什么不叫“美国甜茶”呢?咖啡为什么不叫“西洋怪茶”呢?Kungfu 可以在英语中立住脚,为什么我们不去创造更多的中国文化专有名词呢?

  外文现有词汇导出中国文化新意义,看上去很美,但是这些单词原有的含义也干扰甚至污染了中国文化概念的意义,这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概念寄人篱下。这有什么可以高兴的?

  龙是中国的象征,如何翻译它,标准应该高一些,要求应该严一些。各位学者在考虑这件事情时,只要拿出给自己孩子取名时的认真劲,就不难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学者愿意自己孩子的姓名使用一个贬义词,例如“黄鼠狼”,哪怕是和贬义词谐音也不行,例如“秦寿”,然后寄希望于孩子以后遇到的老师、同学、雇主、同事、领导、邻居、亲家,会绕过他的具有负面含义的姓名,耐心深入地了解他的优点,在对他的情况“略知一二”之后,能够“不至于将他等同于”一个坏人,愿意招收他入学,愿意招聘他工作,愿意提拔他,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黄佶编辑配图,2021年6月28日)

相关链接:

同为比喻,杜拉根兽和鹰熊虎豹有本质区别(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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