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写的旧文:中国需要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

  这是一篇写于 2002年的文章,虽然是发布在网上的,但很多学术论文引用了它。今天获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简称《"三权分置"意见》),和我的一些建议有相似之处,而自己原来发在网上的这篇文章已经找不到了,于是在这里再发一次。

中国需要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

  中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时候。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1,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太高,从事农业生产者无利可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外国价廉物美的农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使中国农民雪上加霜;

  2,中国农村地方政府机构规模和开支的膨胀失去控制,地方政府利用权利寻找各种借口盘剥压榨农民,农民负担极重,和政府关系极度恶化,冲突频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可能突破临界点,酿成大规模的社会失控。

  中国农村的问题之所以至今没有产生严重的后果,同样有两个因素:

  1,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较快,农民可以进入城市,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弥补在农业生产上的亏损,并支付各种税费。因此,中国农民目前还没有达到不能维持生存的程度。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对农村简单劳动力的需求可能逐渐减少。因此,城市虽然可以作为农村这一高压锅炉的减压阀,但是它的作用是间接的,也是不稳定的。如果遇到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停滞或倒退这些情况,城市将完全失去农村问题减压阀的作用,甚至可能反过来向农村施加压力,例如驱赶外来人口,减少对农产品的需求,压低农产品的价格等等,反而增加农村问题的严重性。

  2,中央和省市一级政府,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的种种问题(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积重难返,无法很快地安全解决),但毕竟是一种制约力量。在地方政府和农民矛盾过分尖锐、发生冲突时,中央和省市政府尚能起一种和事佬的作用,各打五十大板,或者主要打地方官员的屁股,或撤换个别官员的职务(多半是异地作官甚至是提拔走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减压阀。

  但是,这种减压机制是一种“人治机制”、“清官机制”、“青天机制”,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使农民形成了一种观念和条件反射:遇到问题就应该闹事,不闹事,问题无法解决;闹了事,才可能解决;闹得越凶,问题越有可能得到解决,或解决得比较快。

  为了提高闹事的效率,降低闹事的成本和风险,各种专业的闹事领袖应运而生,各种形式或名称的组织也会本能地形成,即使在政治高压下面,这种组织无法形成和稳定存在,但是它们的逻辑基础已经存在了。一旦控制减弱或消失,各种组织立即就会从无形变为有形,并迅速扩展、整合(“联合”),以进一步提高闹事的效率、降低闹事的成本。

  这些领袖人物和组织最初是为了经济问题而出现或形成的,但是,经济问题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实际上就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因为经济问题老是解决不了,人们就会往政治方面去寻找原因。这些组织也就可能转变成政治性的组织,或者为政治性组织的诞生创造逻辑基础。显然,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甚至不愿意想到的局面。

解决办法

  农村存在严重的问题,减压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这些减压阀的功能既间接、又不可靠,还有退化的可能。因此我们应该从问题的根源上去寻找解决方法。

  很多人想到了村民自治和农会。组织起来的农民可以和地方政府进行抗衡,抵制各种盘剥。但是,这些组织形态毕竟是一种政治性的组织,其力量的发展可能失控,而且它们也不能解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包产到户,打破了大锅饭,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要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和美国这样的大农场农业进行竞争,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不行的。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已经落后,而且和农业现代化是背道而驰的。

  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首先要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

  土地的自由买卖,可以使土地集中。但是,中国的政治理论否定了私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一旦土地私有化,一旦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大量手头缺少现金、生活贫困的农民会立即以很低的价格出卖土地(因为此时土地供应充足)。

  出卖土地所得的货币,会被迅速消费掉,不大可能转变为进入其它行业的资本;即使用于投资,很多前农民也会因为力量单薄,无法和别人竞争,或者因为缺乏经营经验等因素,而导致手里的资本亏损殆尽。这些都会导致前农民成为彻底的无产者,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状态,为星星之火增添无数干草。

  这一幕已经在前苏联地区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演绎过一次了。有些前苏联人,为了几瓶老酒,就把手里的股票卖掉了。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前者不能对理论进行实验性的试运行。但是中国人是很幸运的,有一个苏联老大哥,总是超前我们一步,把政治理论实验给我们看,使我们能够少吃一些亏。

第二次农业合作化

  土地必须集中,但是却不能买卖,那么只有一条路:合作化——第二次农业合作化。当然,笔者使用“合作化”这个字眼,部分原因是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实际上,“土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土地公司”)这个词组能够更准确地表达笔者的想法。

  第二次农业合作化和第一次的不同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其性质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经济性的

  第一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农民放弃土地的所有权;第二次农业合作化,则是农民以自己拥有使用权(承包)的土地,作为股份,以股东的身份,参加到“土地股份有限公司”里去。

  组建土地公司的目的,主要是为建设现代化大农业创造条件。土地公司是一种不改变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仅转移土地使用权(从农民手里转交给土地公司)的农业合作方式。

  在土地公司里,农民作为股东,通过股东大会等形式,来选择和监督公司负责人,间接地管理公司的运作。

  2,加入和退出自由

  在第一次合作化运动中,农民一旦加入合作社,是不可能退出的。因为一旦放弃了土地的所有权,是不可能再从国家手里拿回来的。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重做地主,与人民为敌),而不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

  第二次合作化,农民不仅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加入土地公司,而且已经加入的农民可以自主决定是否退出土地公司。

  当然,土地和现金不同,后者可以随意分割,替换性也很好(只要面值相同,这张钞票和那张钞票的价值完全相等)。而土地不能随意分割和替换,这里有一些非常具体现实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土地一旦集中,再把其中一块还给原来的农民,会带来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非无法解决。可以用一定面积的土地(例如大片土地边缘的土地)代替原地块,还给决定退出公司的农民,剩下的问题无非是对土地质量进行鉴定并商讨一个补偿比例而已。

  当然,如果实行“土地股份无地化”,即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转变为一个有价概念——例如“丙等旱地三十亩”——以后,股份的转移(农民和公司之间的转移,农民把自己的股份从一个土地公司转移到另外一个土地公司),将方便得多。

  3,农民对土地公司有控制权和间接的管理权

  第一次合作化以后,对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生产活动,农民不再有发言权,种什么、如何种,完全听命于领导和上级。即使生产出了问题,农民也无法进行干预。

  第二次合作化中形成的土地公司,农民作为公司的股东,可以选择和撤换公司的管理者(经理),可以对重大决策进行表决。实在不行,可以“用脚投票”——拿回土地,拔腿走人。

  如果实行了“土地股份无地化”(见上),农民可以很方便地在竞争的土地公司之间进行选择,把土地交给经营最佳的公司进行运作。

和土地自由买卖的区别

  一些朋友可能会质疑:实行“土地股份无地化”,和土地私有、自由买卖有什么区别?

  笔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本质性的区别。

  1,解决了土地集中所遇到的意识形态障碍

  即使实行了“土地股份无地化”,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土地股份”只代表了土地的使用(承包)权,和中国现有政治理论没有冲突,因此可以大胆试验,而不必等待理论上的所谓突破(实际上是找到一种大家可以接受(部分人可能比较勉强)的“说法”而已——中国是个“名不正,则言不顺,行不通”的国家——“行不通”是笔者续貂,请读者一笑后原谅);

  2,防止农民抛售土地,沦为赤贫阶层

  虽然“土地股份无地化”了,但是土地和现金仍然完全不同,两者之间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鸿沟。土地只能用来投资,而不能用来换二锅头喝。

  实际上,笔者提出的“土地公司”早已有人付诸实践了。在一些地区,农民把土地交给“种粮大户”经营,由后者代替自己交纳公粮税费。对这些实例进行深入研究,显然是非常有益的。

意义

  现在回到本文开始处所讨论的农村两大问题。笔者认为:建立土地公司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或缓解这两大问题。

  1,土地集中,为现代化大农业创造了条件,显然,这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提高中国农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2,土地公司使分散的农民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地方政府的非法盘剥,可以配合自上而下的力量(中央和省市级政府),共同制约地方政府,迫使地方政府的规模萎缩到合理的程度。

  如果土地公司的规模足够大,可以超出地方政府的控制,直接和上级(省市地区)政府建立联系,进行对话,即使不“客大欺店”,至少也避免了“店大欺客”。

  这些共同体虽然拥有很大的力量,但仍然是一些纯经济性质的组织。也正因为它们是纯经济组织,它们在表达自己利益时,完全可以利用公开的、正当的、合法的手段,这可以避免它们成为政府无法控制的隐蔽的政治力量。

可能的问题

  当然,“土地公司”在运作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笔者现在所能想到的有:

  1,人口变化(生死,婚嫁)以后,土地承包方案应该相应变动,此时应该如何调整土地股份?

  2,土地公司允许也欢迎投资者用现金投资。但是现金和土地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是否允许现金投资者控股?如何避免现金投资者控股后损害土地投资者(农民)的利益?

  3,如何防止土地公司的管理者和地方官员勾结,损害农民利益?如何使公司的股东大会真正成为最高权利机构?

  4,土地公司不一定都是大公司。小型土地公司如何和地方政府抗衡?

  5,土地公司如果发生亏损,用什么还债?“土地有限公司”的“有限”是否应该仅指非土地资产部分?

  但是笔者觉得,这些问题和可能遇到的其它很多问题,解决起来的难度,要远远小于克服意识形态障碍的难度;另一方面,相对于从根本上缓解或解决三农问题这一巨大的收益来说,这些难度带来的麻烦是微不足道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等待所有问题都有了解决的方法之后,再来开始行动。很多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会发现理想的解决方法。

黄佶,2002年4月25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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